去年广州地区的“保卫粤语”活动如火如荼进行时，《新周刊》执行主编封新城编发了一条微博：“没有方言的城市是可耻的”，一时间成为此事转发率最高的评论之一。他的话或许稍显偏激，但在中国，方言的存在又确确实实成为一地文化艺术丰富的象征。
历史上，官话与方言曾长期并行不悖
中国历来就是官话与方言并行不悖。前者提供规范，后者提供语料，向来都能互补与融合，二者关系一直比较和谐。正如杨小彦教授所说：“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统一书面语，又有不同方言’的国家，方言反映的是地方的文化特色。”他还笑道：“光绪皇帝见康有为，难道会因康有为普通话不标准而不重用他吗？”从历史的角度来反对“唯普通话独尊”的规定和做法。
但这种并行不悖的情况到近现代发生了显著变化，如果放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来看，社会的各种革命与转型一直伴随着语言统一的争论。日本学者市川勘、小松岚在他们的语言学著作《百年华语》中指出，百年现代中国以来，在关于语言统一的正式会议中，能够做到纯粹从语言的角度考虑，而不考虑政治因素，不受其干预的，只有1913年的“读音统一会”。
1949年之后，关于新文字的争议则已不是学术之争，而是关系到人民解放斗争的态度问题。1955年推广普通话达到高潮，而“推普”本身是作为一项很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完成的。1956年，毛泽东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言重九鼎，对语言的重要性做了肯定，也对推广普通话做出了最高的定义与指示。同样在五十年代，大陆对面的台湾也出现了相应的“国语运动”，海峡两岸在几乎同时不约而同地致力于对语言的推广，不能不说是看中了语言背后的政治叙事和影响。
现实中，方言存废关乎地方文化艺术的存亡
在中国的现实中，方言的存废则直接影响了地方戏曲和其他艺术的兴衰。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地方戏的大规模消失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仅江西一地，每年就有20种地方戏目不及挽救而灭绝。
而作为地方戏基础的方言的边缘化，也是地方戏面临毁灭的重要原因。没有陕西方言就没有秦腔，没有宁波话就没有甬剧，假如苏州人不再说苏州话，昆曲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当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候，我们是否应当反思过于急切地推广普通话和打压方言给各种地方戏带来的损害？
因此，出于对丰富一地文化艺术的目的，政府应该清醒地看到，过去曾经是处于不断萎缩之中的地方方言，在今天的现实语境中有可能是需要重新扶持、重新作为地方文化的语言载体而受到保护和激励其发展；那种把地方语言看作是推行大一统文化之障碍的文化激进主义价值观，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也应该被多元文化共同依存与共同发展的文化自由价值观所纠正。
尊重各地域族群方言发展，不妨学习台湾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球村”的演进过程中，尊重地方资源、尊重文化的多元性的思潮也在不断抬头。我们看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很多国家对于原住民文化的保护力度也在加强。它和“地球村”的发展其实是并行的两个趋势。
而在保护原住民文化，尊重和保护各族群方言的发展上，台湾地区有太多的经验可供内地借鉴和学习。一方面，透过各类颁奖典礼，我们可以发现其在电视、电影和音乐等多个领域，都会用大篇幅和一些奖项突出对原住民语言及其文化的重视。以音乐为例，台湾不仅有闽南语歌曲的评奖，还有客家音乐的作品及其评奖，大陆则在这一块简直就是弱爆了，除了一些少数民族的音乐外，基本很少见到比较有代表性的方言音乐作品和评奖。另一方面，在台湾地区历届领导人的竞选中，候选人总是尽情地秀着自己国语之外的“方言”，其中现任领导人马英九更是为了“讨好”选民，而自学了“闽南语”、“客家语”、“原住民族语”等多种“方言”。
应该说，台湾社会中有许多不同族群的原住民，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对一个社会的发展而言是正面的，可以使人们感受到族群的多元。不过台湾地区单原住民语有12种以上，保存上确实不容易，原住民委员会也针对保存原住民语言积极努力，投入教育资源，希望原住民学生都至少会说简单的问候语，甚至唱一些原住民的歌曲，对语言保存价值很高，这些细节方面的做法，内地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是不是可以花费更多精力去学习，以保护更为丰富的地方方言呢？！
总结
“儿童相见话不懂，国语应答何苦来”，“推普”大潮下，学者贺卫方曾用这样的诗句表示了对以粤语为代表的方言渐渐“死去”的焦虑和担忧。
来源：凤凰网 发布者：lanisky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