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洋过海广府人 心系桑梓爱国情

穗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和归侨、港澳侨眷达数百万人 分布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广州通江达海，毗邻港澳，自古海上贸易兴盛。广府人也因商开始移居海外，在广府文化滋养下，他们形成开放包容、勤劳勇敢的品格，把广州带向世界，又把世界引进广州，使“广府”名扬海外。

　　今天，穗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和归侨、港澳侨眷达数百万人，分布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内外广府人有着特殊的家国担当，抒写一幕幕感人至深又催人奋进的精彩故事，留下一笔笔承载情怀又生生不息的精神财富。

　　历史渊源·因商而兴起

　　鸿雁传家书，画中家国情。继广府侨批展之后，9月下旬，一幅幅华侨华人及穗港澳台书画在广州华侨博物馆开展。广州华侨博物馆副馆长罗兴连说，负山面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广府人勤劳、勇敢、开放的品格。广州与世界各国频繁的海上贸易，也为广府人出洋提供便利。或因经商，或因避难，或因留学，或因文化交往，甚至因契约劳工而漂洋过海，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折射了以广州为中心广府地区经济社会的千年演变。

　　唐末广府人首次成批下南洋 明代梁道明成当地华人首领

　　广府人出洋的第一大聚集区是临近的东南亚，时称“下南洋”。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犀角、银盒和一些香料，被认为来自南洋。这些似乎都告诉我们，两千多年前，广州与南洋就存在某些未被记载的商贸往来。据现有文献记载，汉建元年间，广州已有商船可航至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

　　唐代广州海上贸易空前活跃，东线可通今属朝鲜半岛，西南航线可抵达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海上航线，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外国商人云集广州，当时，有广府人或因商、或因文化交往出洋生活。唐咸亨二年（671年），僧侣张文明从广州乘波斯商船，先到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后赴天竺（今印度）取经，并居住当地。唐永昌元年（689年），张文明返回广州，邀请精通梵文的孟怀业、贞固等人到室利佛逝翻译经文，孟怀业终老于当地。据《广州市志》记载，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成批的广州商人随居于广州的阿拉伯商人乘船避居东南亚各国，“这是广州第一次大批人移居国外”。

　　宋元时期，尽管朝廷对海禁时兴时废，但广州海外商贸依然不断扩大。到了明代，广府地区有的村子成群结队下南洋，梁道明便是突出的一例。梁道明的祖父早在元代就已到南洋经商。明代初年，梁道明到今印度尼西亚巨港一带经商，一同前往的广府人有二三百人。梁道明生意红火，还被推举为当地华人首领。明永乐三年（1405年），梁道明回国觐见皇帝，受到明成祖朱棣的赏赐。

　　胡璇泽身兼三国领事传佳话 近代契约华工出国最为辛酸

　　清代，广府人出洋更多。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官方在广州黄埔村设置海关挂号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在广州实行一口通商，并规定洋船“必须下锚黄埔”，这里就成了清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港口。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令黄埔儿女遍布世界各地。

　　19世纪初，广州黄埔村人胡宏根、胡宏善两兄弟南下新加坡开设“黄埔公司”，经营牛肉、蔬菜等。1830年，15岁的胡宏根之子胡璇泽从家乡到新加坡，帮助父亲打理生意，声名渐隆。四十七年后，胡璇泽被清廷任命为驻新加坡领事，成为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此后，他又受俄国、日本委任为驻新加坡领事。一身兼三国领事，史无前例。1880年这位广府人病逝时，新加坡行政机关和各国领事馆均下半旗志哀，清廷特加赠太仆寺卿衔。他的遗骸专门用船运回广州黄埔安葬。胡氏后人将“钦命新加坡领事胡璇泽”的木牌仿制后至今还放在黄埔村胡氏宗祠内。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广府人出洋潮最为波澜壮阔，既有像胡璇泽一样自主出洋经商的，也有像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一样出洋寻求救国之道的。还有许多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小商贩等因当时生活所迫，离乡背井到海外谋生，其中，部分是自由移民，但更多的是被当“猪仔”一样贩卖的契约华工。据《广州市志》记载，自清道光二十九年至咸丰二年初（1849年-1852年），广州城及附近地区被拐贩去南美洲的有2万多人。清咸丰年间，清政府迫于外国军事压力，承认外国人在广州以“招募华工”为幌子贩卖劳工，更多广府人被“卖猪仔”。广州华侨博物馆副馆长罗兴连认为，这一时期，广府人身上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被带到海外，让他们渡过重重难关。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广州战乱频繁，陆续有出洋谋生者，特别是日本侵占广州时，大批广府人逃难到海外。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少海外华侨华人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情回到祖国，掀起一股返乡热潮。改革开放后，广州地区人员流动活跃，既有广府人移民美国、澳大利亚等地，与定居在当地的亲人团聚，也有不少人出国留学深造，但广州也以巨大变化吸引海外华侨华人及穗籍港澳人士参与家乡建设和祖国复兴。

　　华侨精神·拳拳赤子心

　　20世纪初，广州建市之始管辖14个县，囊括今天的珠三角大部分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多次变动才形成今天的格局。历代人口南迁，也把中原古汉语带进广州府，逐渐形成广州方言语系，也称广府话、粤语。操广府话的人士旅居国外，因生存需要，以广府语系为纽带，形成团结互助的广府华侨群体，在千百年的历史变迁中，抒写一幕幕令人动容的家国情感。

　　泛黄信笺寄托思念 保留家乡节令风俗

　　“儿子的平安是我最大愿望。”在广州华侨博物馆二楼展厅，一封泛黄的信笺令人感动。这是美国华侨李道强于1933年写的一封家信，除报告平安赴美外，特别谈到对儿子李炳炎生病一事坐食不安，叮嘱妻子不要计较金钱，要带儿子去看中医，要买营养品补身体。广州华侨博物馆副馆长罗兴连说，广府华侨在海外打拼，不论漂泊多远、离家多久，都时刻牵挂着家乡的亲人。一封越洋家信，寥寥数语，字里行间显担当，细微之处系深情。

　　中国人素有写家信家书的传统，在没有互联网、手机的年代，家信是广府华侨与家乡亲人沟通的唯一手段。他们背井离乡、出洋谋生，在异国他乡历尽艰辛，但他们依然牵挂着家乡和亲人，写一封家信，寄一些钱，有一块寄一块，有十块寄十块。家信也逐步演化成“银信合封”的侨批。因此，后来的侨批，往往是有信必有款。在广州华侨博物馆侨批展厅，一张张泛黄的侨批跨越山河、穿越历史，寄托一份份真挚的思念，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

　　早期的广府华侨，虽已融入当地社会，但许多生活方式、习俗习惯仍保持着家乡的特色，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也带有浓郁的家乡情怀。

　　19世纪五十年代初，旧金山唐人街就有杂货店、药材铺、粤菜馆、饼屋等，被当时的美国人称之为“小广州”。1878年前后，旧金山唐人街的都板街修有楼阁，楼阁前面有阳台，阳台中间有小花园，可远眺海湾。每到晚上，客人饮宴猜拳，声闻户外，一如清代广州市井风情。清末，这里的戏院建筑华丽，有的戏台装备都是从广州运去的，甚至有广州的戏班前往演出。演出通常是下午7时开始，至翌日凌晨2时散场，与当时广州的粤剧戏院基本一样。家乡的岁时节令风俗，广府华侨仍然保留，春节派利市、端午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冬至吃汤圆。这些不仅是早期广府华侨在海外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对家族家乡天然的归属和认同。

　　华侨聚广州办实业 侨资房产成风景线

　　早期移居海外的广府人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慢慢有了一些积蓄，便寻求机会投资家乡，建设家乡。中国华侨回国投资办厂最早是在广州，同治元年（1862年）秘鲁的广府华侨黎氏集资在广州创办“万隆兴行”，经营进出口业务，这是近代华侨回国投资之始。

　　20世纪初，清朝灭亡，孙中山深知华侨的家国情怀高涨，非常重视侨胞工作，提倡和鼓励华侨回国兴办实业，一大批广府华侨大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在广州陆续兴办工业、商业、交通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办起了中国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电灯公司、第一家橡胶公司等企业，掀起发展民族经济的热潮。其中，以房地产和商业百货最为突出。1915年，美洲华侨黄葵石等人，购买了广州龟岗一带的18亩多荒丘地，掘低平整后，划为龟岗一、二、三、四马路，分段出售，并兴建洋房，现在龟岗马路及各横马路，都始建于此时。1922年，华侨又在共和村购地建屋，使共和村逐渐繁荣起来。这些从欧美回国的广府人，将原来偏僻冷清的东山变成一栋栋洋楼林立的闹市。春园、逵园、简园、明园、隅园这著名的五大侨园，历尽百年沧桑，至今仍令人赞叹不已。

在东山，侨资房产成为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一部分曾旅居澳大利亚、南洋的广府华侨，在广州长堤一带修建高层骑楼。今人民桥往东，南方大厦、新亚大酒店、新华大酒店、东亚大酒店、永安堂、爱群大厦等建筑，都是那个时期的广府华侨兴建的，犹如散落在珠江边的明珠，成为长堤路上亮丽的风景线，见证广州近代城市发展的进程。据《广州市志》记载，到1937年，广州侨房达7580户，投资额有1.08亿元，占华侨在广州总投资的74%。

新华大酒店

　　广州华侨博物馆副馆长罗兴连说，广府华侨回广州投资，不可否认当时广州城市活力所散发的巨大吸引力，但决定因素还是广府华侨的爱家爱乡情结。

　　冯如拒高薪毅然回穗 颜氏看父途中赴战场

　　近代中国命运多舛，广府地区成为中外人口流动的前沿阵地，海外广府人早期那种朴素的思乡之情，对家的责任与担当，逐渐升华为胸怀爱国救国的抱负。清末朝廷颁布国籍法，确认华侨海外出生的子女具备中国国籍，强化了广府华侨爱国意识。19世纪中叶往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广府华侨书写了一串串催人奋进的爱国救国故事。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第二年，12岁的冯如因生活所迫，赴美国旧金山谋生。美国人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后不久，冯如决定依靠中国人的力量制造飞机，实现航空救国。他卖掉值钱的家当，又向同乡筹资，在旧金山奥克兰创办广东制造机器厂，研制飞机。1909年，冯如终于将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送上蓝天。还在旧金山的孙中山闻讯后，当即赶赴奥克兰，与冯如共商救国大计。当时，有国外大公司拟重金挽留冯如，但他心中只有救国的宏图壮志。

　　1911年2月，冯如谢绝外国人的高薪聘请，带着三名助手回到广州，开启了广府华侨航空救国的历史，也拉开了中国航空事业的序幕。可惜的是，1912年8月25日，他驾驶自制的飞机在广州燕塘作飞行表演时不幸遇难，年仅29岁。广州的绝大多数民众也是在这个时候，知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飞机的神奇“物种”。冯如之后，杨仙逸克服重重困难，组建中国第一支空军，被誉为“中国空军之父”。1923年，他在广州大沙头研制出中国第一架军用飞机，孙中山亲笔题赠“志在冲天”以示表彰。

在“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不少广府华侨回国效力，图为“谭根”船身式水上飞机模型。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广府华侨积极投入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感人肺腑。“父亲，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受着敌日的侵凌……我现在立志要前进，做时代的儿女。”家住广州白云区的广府华侨后人颜康平，再读伯祖父当年给远在新西兰的曾祖父（颜振容）的家书时，声音显得有些低沉。颜康平说，这是一份“忠孝难两全”的抉择书。当时，自己的伯祖父回乡探亲后，准备返回新西兰，恰逢日本全面侵华，颜康平伯祖父放弃看望父亲，直奔抗日队伍。

　　这一时期，广府华侨掀起支援祖国抗日热潮，北美侨领司徒美堂推动当地人士捐款达5400多万美元，旅巴拿马侨领广府人刘连城发动全巴拿马华侨捐款，华侨以多交为荣。还有不少广府华侨回国直接参战，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传承发展·浓浓家国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侨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使一部分华侨由“落叶归根”变为“落地生根”，成为中国血统的外籍人士（即华人），但他们爱故乡爱祖国的情感矢志不渝。广州也积极作为，出台各项政策，创办各种基地，让海外广府华侨华人、穗籍港澳同胞投资建厂、兴医办学、修桥筑路，使其成为推动祖国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广府文化、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首批归侨定居广州显赤诚 政府筑巢引侨感动游子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侨华人在居住地的社会地位明显提升。但20世纪五十年代，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排华逆流，此时祖国成为侨居海外华侨华人最安全的港湾，大批华侨回国居住。广东是接待安置华侨的前沿，而大部分华侨又集中在广州。1951年底，广东省在广州万顷沙划出土地300亩，办起了华侨农场（珠江农场），这是中国第一个归侨集中安置地，先后有近6000名东南亚归侨在此安居乐业。

　　祖国美好的发展前景以及政府对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视，吸引了众多海外广府华侨华人及穗籍港澳人士回到广州创业。据原中央华侨回国投资辅导委员会于1954年4月的统计，当时广东省侨资（包括港澳工商界人士的资金）工商企业资金共有231万元，广州就达160万元。曾是印尼巨港华侨总会副主席的黄洁，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万分激动，立即给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饶彰风写信，表明想回国发展的愿望。1951年3月，黄洁等五人组成考察团从印尼动身回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回国考察的华侨团体。当时的黄洁还叫黄赐麒，为表明新的开始，改名“黄洁”。

　　广州是黄洁回国的第一站，然后经武汉到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8月返回广州。这次考察，黄洁等人深受鼓舞，决定定居广州，成立华侨工业建设公司，兴办广州麻袋厂。令黄洁等人没想到的是，麻袋厂效益很好，投产三年即回本。当时，侨资创办的企业还有糖厂、纺织厂、造纸厂、水泥厂、酒店等，他们为当时广州国民经济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华侨糖厂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采用机械化、自动化最早的机制糖厂。

　　政府也顺势积极作为。1954年，广州出台政策规定，华侨回国投资，不论资金多少均有股息，若有盈余还可分红。当年11月，广州又决定筹建华侨新村，以解决华侨、归侨、侨眷以及港澳同胞的住房问题，地点就选在城区东部偏北的今环市东路一带。1955年5月华侨新村开建，三年后竣工，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是全国第一个大型华侨住宅区。黄洁、马师曾、红线女等都是华侨新村的第一批住户。

地处环市东路的华侨新村，1955年开建，1958年竣工。

　　叶佩英“唱”出海外赤子声 刘耀柱“驶”出同胞家乡情

　　“我爱你，中国/我要把最美的歌儿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这是马来西亚广东籍华侨叶佩英1979年为电影《海外赤子》深情演唱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海外赤子》讲述了华侨黄德深一家放弃国外优渥生活，矢志不渝报效祖国的感人故事，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海外华侨生活的影视剧。当时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广州充分发挥毗邻港澳和旅外侨胞众多的优势，吸引海外赤子及穗籍港澳人士回乡投资。叶佩英满怀对祖国的憧憬与向往，从马来西亚回国，唱出了华侨华人及穗籍港澳人士的心声。

　　出生于广州白云区石井夏茅的港商刘耀柱便是其中之一。彼时，刘耀柱回乡探亲，发现家乡交通极为不便，只能打电话让乡亲从夏茅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到城里接上他，再载着他回村。1979年，刘耀柱引进300辆小汽车，合资成立白云小汽车出租公司，这是内地首家中外合资的出租车公司。为了方便辨识，刘耀柱把车身全部喷涂为红色，车顶装灯、车内装计价器，开创了中国内地扬手即停、计程收费等的全新模式。从那时起，“的士”便以广州为源头，辐射到各大城市。

　　也是在这一时期，祖籍广州的港商霍英东在广州兴建白天鹅宾馆，镶刻在开放式大堂中的“故乡水”三个字，牵动着多少侨胞的家乡情。在旅游酒店、农业养殖、工业制造、文化艺术、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都有侨资流入。据《广州市志》统计，1979年至1990年，广州实际利用外资达到15.93亿元，其中，八成资金来自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

　　早年在外国落地生根的广府华侨及后代，虽已在侨居地繁衍生息，但始终不忘故土。1991年，一位30岁左右的外商，趁参加广交会的机会在广州寻根。他就是清末南下新加坡的广州黄埔村人胡宏善第五代孙胡潮电，其父辈一代均未回过乡。当时，他以为黄埔村在黄埔区，但广州的黄埔村在海珠区。后经人介绍，胡潮电找到了黄埔村一位长者胡永汉。胡永汉问胡潮电：“我们家族的字辈口诀是‘琼林起壮游’，你知道吗？”令他惊讶的是，胡潮电不仅熟记这句口诀，还用流利的家乡话讲出字辈口诀的前一句“公祖兆荣岁”。自此，他终于找到了家乡的亲人，续上了家族的根。

　　院士用科技回馈广州 侨三代以“棋”续写家国情

　　进入21世纪，广州积极汇侨智、聚侨力、护侨益、暖侨心，建设枢纽型侨都。很多华侨华人也选择回到广州，扎根粤港澳大湾区，在文化教育、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众多领域，为千百年一脉相承的爱乡爱国精神添上永不褪色的荣光。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新滋是国际知名的有机化学专家，4岁就在广州生活，在这里度过了小学和初中时光。虽然后来移居中国香港，但对广州依然情意浓浓。2003年，陈新滋重回广州，受聘为中山大学药学院首任院长，携手企业研发抗癌新药，还带领团队在南沙建立新型有机氟功能材料的研究实验室。陈新滋曾说，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他能做的就是把科研工作做好，帮助更多的人，这也是他能为广州所做的最大回馈。

　　国际桥梁专家、美籍华人孙峻岭，师从茅以升。2005年，已在美国事业有成的孙峻岭决定回国创业，考察了众多城市后，最终落户广州。此后，以广州为大本营，孙峻岭的智慧浸润了包括港珠澳大桥、广州轨道交通六号线、十四号线、二十一号线等众多大型工程。

　　相比之下，年轻一代的侨三代容一思则以“棋”报国，向世界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容氏侨一代容宝琛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报国为己任，曾被派往印度出任外交官；侨二代容志行、容坚行都在海外出生，幼年回国，也都曾在广州体校学习，两兄弟先后进入国家足球队和围棋队，成为国脚和国手，为国争光；而侨三代容一思童年在广州文化公园听着唱棋长大，20世纪末留学澳大利亚，后从事国际贸易、进入金融投资……但他身上最具标志性的印记还是“棋”。

　　2010年，容一思接手广东东湖棋院，成功举办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成为落户广州的世界级品牌赛事。2023年1月，在容一思的推动下，时隔十四年，“五羊杯”全国象棋冠军邀请赛在广州复办，重现“万人空巷齐聚中心台、拖家带口听唱棋”的盛况。该项赛事创办于20世纪八十年代，得到爱国港商霍英东的大力赞助。因此，“五羊杯”有着说不尽的侨界情缘，容一思说：“它不仅是一场文化赛事，还是联结海外华人华侨棋迷的纽带。”他希望把中国传统棋文化打造成东方智慧的新名片。

　　“从足球绿茵场上的‘志行风格’到棋盘上的黑白纵横，无时无刻在教导着我：心系中华，报效家国。”容一思多次表达特殊的家庭背景给他带来特殊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