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中原文化融入南粤

在封建社会初期，岭南社会由于地域封闭和生活资源比较贫乏，生产水平提高不快，社会发展显然滞后于中原。这一时期，岭南发展的动力很大程度是吸收来自岭北的先进文化。吸收的主要方式，一方面通过封建政权推行礼制教化;另一方面是通过大规模移民以推动粤地的汉化。向来学者较少提及或不提及前一途径，这是不够全面的。大规模移民对粤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应予肯定，采用政治手段推行礼制教化在粤地汉化中所起的作用同样不能低估，甚至在某些时候还是起主导作用的。对古代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起重大影响的外来人口因素，还包括南来任官与致仕入籍、滴宦等，其中不少人为传播中原文化、推动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秦平南越以及南越立国，是启动粤地全面汉化进程的开端。秦朝在岭南推行郡县制，分置南海、桂林、象等三郡。南海郡西北抵广西贺县，南濒南海，北连南岭，东入今福建南境。南海郡属县，可以肯定的有番禺、博罗、龙川等县

●在今粤境的四会县，时属桂林郡。

●龙川、博罗县治设在东江边，四会县治设在北江与西江诸支流"四方来会"之处

●番禺县治同时也是南海郡治，设在江海交汇处。这说明珠江流域的这些地区，在秦军入粤之前已是相当规模的聚居地，有一定的文明基础，因而成为秦军巩固在岭南统治的战略据点，率先接受中原文化的传播。南海郡不设郡守而由统军之郡尉主政，而且还赋予其对岭南三郡的最高指挥权，所谓"东南一尉"。

●这说明秦朝在岭南的统治主要靠军事据点驻军来维持，还说明当时番禺在岭南的政治中心地位。

秦统一岭南及在岭南首置郡县的政治意义，首先是将岭南收归在以中原文化为正统的中央政权的统一领导之下，为岭南文化从政治领域与思想领域上接受中原文化的强势影响创造了先决条件。岭南郡县的主要行政、军事长官是秦朝所派遣的，主持南海郡、龙川县政务的任嚣、赵佗就是南下秦军的将领。秦朝短祚，但在推行封建制度的凌厉势头和维护大一统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上却是颇有成效的，秦始皇先后采取过许多重要措施，包括置郡县、颁布通行全国的法律、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修驰道并规定"车同轨"。即使在归并入秦朝版图最迟的岭南也不例外。

以修驰道为例，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统一岭南，次年即遣罪徒到岭南筑路，旨在与已修到岭北的驰道沟通，所修之路，史称"新道"。秦代所修新道有4条∶ 一是从今江西大余南逾大庾岭入今广东南雄;二是从今湖南郴州越岭入广东连县;三是从今湖南道县越桂岭入今广西贺县;四是从今湖南零陵入今广西全州一带。●道路之通，对岭南南北之文化、物质交流带来方便。史载南越王赵佗向汉高祖进贡荔枝，由番禺至长安约2700多公里，如此遥远的路途，必须将荔枝及时送到，显示了粤中、粤北水陆干道畅通，沿线还设有简易的驿传机构。

南越国建立之后，沿袭了秦在岭南实施的政治制度，还吸收了当时刚建立的汉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接受其文化影响，包括实行郡国并行制、户籍制、军事制度、预立太子制度、尊老政策、仿汉实行纪年，以及礼仪葬制的汉化，

●体现了吸收汉文化的主动性和融化能力，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原因就因为南越王国的最高统治者来自中原以及具有明显先进性的中原制度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传播势能。诚然，这些制度推行的程度在岭南各地有很大差异，但是，岭南置于秦王朝及南越国统治下长达一个世纪，这种文化融合所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尤其是处于政治中心的南海郡番禺县，汉化的程度明显高于岭南其他地区。番禺这个地名在秦代和南越国时期写成"蕃禺"，简写为"蕃"，汉平南越以后才写成番禺。这个地名在秦汉考古中已出现7次∶广州秦墓出土漆盒有"蕃禺"烙印;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鼎中，有9件刻写或漆书"蕃禺"或"蕃"字的;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南越墓铜鼎有"蕃"字;广州南越国宫苑遗址石板上刻有"蕃"字;广州东汉墓墓砖有"番禺丞"铭文;香港九龙东汉墓发现有"番禺大治历"、"大吉番禺"铭文砖;番禺钟村东汉墓，出土刻划文字砖有4块刻"番禺"字样。"在秦汉考古中 '番禺'地名出现频率之高，覆盖范围之广，在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实为罕见，这也是它在秦汉的400年中人文鼎盛的一个重要反映"。

中原文化诸因素的融入中，对于岭南文化的发展变化影响尤其明显的，一是语言文字，二是教化礼仪。古越语与古汉语原来并不相通，秦统一岭南后必然推行书同文。郡县设置以后的公文来往、颁行法令以及大批中原人进入粤地，使推行汉语言文字更具紧迫性。赵佗立国之后，"以诗书化国俗，以仁义团结人心"，

●使岭南"华风日兴，学校渐弘"。

●秦汉时期的文献主要是简书，近几十年来，在湖南、湖北等地发现了不少秦汉简书，而在岭南却难寻其踪，其原因是岭南的气候和地理等自然条件不利于竹简的保存。南越王墓理应出土简书，但由于墓中经过多次的干湿更替，漆、木、竹、丝、皮革等有机物随葬器物几乎朽坏殆尽。该墓出土带有文字的随葬器仍有93件，一类是玺印、封泥、陶瓷戳印文字，另一类是在铜、银等金属器物上的铭文和陶器上的墨书。唯存一件竹签，出自西耳室铜提壶内，上有墨书"金縢—□"。縢袋作盛装图书的囊袋解。金縢，可以理解为盛装图书的囊袋的封口。

●幸存的这一竹签，很可能是挂在盛装简书的滕袋上的竹签。

2004年底至2005年初，在南越国宫苑遗址的一口水井内，出土了100多枚南越国木简，已经确证是赵佗执政前期的遗物，全部出土的木简文字总数逾千，且比《史记》撰成年代还要早80余年。这些材料，对于研究南越国史有重大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