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春节红包遭遇“面子文化”后，看看广东人怎么做

礼尚往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亲朋好友之间在日常生活里传递情谊和增进情感的不二法门，而红包无疑在礼尚往来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有五花八门的形式。

红包不仅是维系情感的纽带，更是体现多重含义的道具。

感谢恩人少不了用红包来表达诚意，给亲朋好友贺喜需要红包来点缀，求人办事少不了用红包来增加成功几率……

当然，最常见的红包形式要数春节里的压岁钱，它是人们向晚辈或长辈表达祝福和情谊的最好载体。红色在中国人的意识里代表着喜庆、吉祥和热情，一些地区甚至认为红色能够驱邪避凶。

当压岁钱包裹在醒目的红纸里，摇身一变就会成为具有许多美好寓意的红包，每个人收到红包的那一刻，心中不免会心花怒放，无形中也会增加对送红包者的好感。

千百年来，送红包和收红包经过时间的沉淀，俨然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红包文化，继而又变成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在花钱如流水的春节，当红包文化遭遇“面子文化”后，红包似乎成为“人情债”的代名词，让人情关系变得势利起来。

该给哪些人送红包？每一个红包里要装上多少钱？送出去的红包如果让自己丢人也让对方难堪又该怎么办？

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肯定考虑过以上三个问题，甚至更多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钱和面子惹的祸，若是不缺钱也是不好面子的主，势必不会受到以上问题的困扰。

我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谈谈对红包的一些感想。

今年春节我总共发出去7个红包，用去2100元。其中，侄子（大舅子儿子）500元，堂侄（堂弟儿子）100元，伯父100元，表侄（表舅孙子）100元，三外婆（表舅母亲）200元，表妹（舅舅女儿）100元，母亲1000元。

由于今年春节放假很晚，我大年三十下午才从工作到陕西西安回到陕西陇县农村老家，沿途并没有来得及取现金，也由于长期进行手机支付，慢慢忘记了取现金的习惯，所以，送出去的这些红包都是我之前剩余的现金，以及回到村里在村里商店换来的现钱。

实际上，由于现金紧缺，来我家拜年的大部分亲朋好友的红包，由母亲或父亲代发了，他们早早准备了崭新的现钱。

老家农村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在村子里生活的人，给亲朋好友送红包时，金额在30——100元不等，我的父母亲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送，虽然金额不大，但积少成多后也不小。毕竟，农村人非常重视血缘关系，一些沾亲带故的人依然有来往，新老亲戚加起来很多，送出去的红包也就很多。

若是从村子里走出去已经在外边工作和生活的人，送红包则又是另一套标准，回到村里送给拜年者的红包金额起步为100元，如果不按照这个标准来，会有损颜面。

我大概算了一下，如果我给拜年的晚辈或一些长辈都按照“外边人”的标准来送红包，大概还需要3000多元。

对我这样参加工作10多年的工薪族来说，这笔开支或许还可以接受，如果对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来说，面对这样送红包的习气，或许是一场“劫难”，若担心颜面扫地，只能咬牙按规矩办事，承受入不敷出的窘迫。

从今年春节开始，老家已经有不少人给熊孩子200元的起步红包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面子文化”在作祟？但愿不是。

在“面子文化”面前，已经无法分清谁是受益者，谁是受害者，所有人却不由自主地推动着它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只能说，“面子文化”是人情异化后催生出来的怪胎，把千百年来的“红包文化”涂抹得面目全非，让许多人陷入“打肿脸充胖子”的剧情里沾沾自喜，事后却叫苦不迭，除过让面子好看之外外，似乎并没有带来其它好处。

当然，有钱人不在此列。

前些年，网上流传有一张“全国压岁钱地图”，上面显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广东，压岁钱的平均水平仅为50元，是全国最低，这个结果超乎许多人的料想。

从侧面也说明，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看重“红包文化”的本质，思想意识更加先进，注重的是红包的祝福功能，以及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还真没有把钱放在心上。

据广东朋友讲，他们每年春节会准备上几十个甚至100个红包，里边大多包上10——20元，凡是见到街坊邻居或一个村子里的熊孩子，会每人发一个，总共发完也没有多少钱，大家欢欢乐乐、轻轻松松过一个年。

或许，广东人的做法值得其它地方的人参考，它延续了“红包文化”的本来面目，至少遏制了人们的攀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