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水系先秦史浅析，华夏文明在珠江流域的起源

©许赵康 2025-07-03 (4)赞 (0)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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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蓝粤网之友文史研究者许兆康

摘要：基于文献史料及近年岭南大量先秦高规格墓葬群的发现，提出华夏族夏朝至春秋时期之历史在珠江水系、韩江流域而非黄河、长江流域，商时期部分部族先期进入中原地区，春秋中晚期各国先后越过岭南山区，大规模举国北拓于长江、黄河流域。古籍之泰山、会稽山分别为惠州罗浮山与东莞银瓶嘴山，吴王阖闾墓在东莞境内，孔子、孟子故里在广东博罗，九鼎可能在广东惠州西湖附近，大禹治水、封禅发生于岭南珠三角。

关键词：先秦时期；考古遗址；岭南；泰山；会稽山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曰：“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亦指出：“广东、广西的东江、西江，都有这种古城、古国的大遗址” 。近代这两个国家级的大师，早就预言岭南酝藏着沉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有待后人挖掘与研究。1996年的大型夏商周断代史工程，研究结论广有争议，繁文版未通过验收；目前对华夏史的认知是缺乏考古依据的，近代考古发现及分子体质学的研究已经对原有认知提出了质疑。基于文献及考古发现对华夏先秦历史重新梳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一、文史资料分析

中国先秦历史因年代邈远、史料存世有限及秦始皇焚书坑儒等历史事件影响，至今仍笼罩着层层迷雾，诸多史实存在争议；目前可资佐证的先秦文史资料，仅有《史记》《周礼》《吕氏春秋》《越绝书》《吴越春秋》《帝王世纪》《汉书》等少量典籍，通过对这些古籍的深入剖析与研究，能够大致推断出虞夏至春秋早、中期各国的地理位置及版图范围。

（一）区位分析

《帝王世纪》记载：“舜葬苍梧下，有群象常为之耕”，又云 “禹葬会稽下，有群象耕田”，而吴国修建阖闾墓时，曾使用大象运输土石。大象作为典型的南方物种，主要栖息于广东、广西、云南等东南亚地区。史料显示，南汉时期广东东莞仍常有野象群出没，因野象侵扰农田，地方官吏曾率众剿杀，并修建镇象塔，该塔至今仍在东莞市博物馆完好保存。
《吕氏春秋》提到 “上古之时，秋冬草木不杀”，以及 “孟春之月，候雁北”，描绘了与岭南气候特征相符的自然景象。
唐代王建在《白纻歌二首》中写道：“馆娃宫中春日暮，荔枝木瓜花满树”“夜天燑燑不见星，宫中火照西江明”，诗中提及吴国国都馆娃宫种植荔枝、木瓜等岭南植物，且附近有西江（珠江水系支流），进一步印证了岭南的物种与地理特征。
《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兵败后赴吴国为俘，离越时 “遂登船径去，终不返顾”，数年后回国则 “吴王乃引越王登车，范蠡执御，遂去”。这表明有一条河流经越国至吴国，且越国在吴国东面，河流流向为自东向西，这与珠江水系的东江流向一致。
《诗经・小雅・斯干》中 “上莞下簟，乃安斯寝” 的 “莞”，指的是东莞出产的莞香。
班固《汉书・地理志》明确指出春秋时期越国位于广东而非江浙：“吴、粤之君皆好勇…… 粤既并吴，后六世为楚所灭…… 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止、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 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 后二十世，至句践称王，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 番禺，其一都会也……”《汉书・卷九十一》亦载：“昔粤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荡蠡、计然”，既提及粤地（含海南），又说明越君为禹之后裔，勾践在粤地称王。
清代《东莞县志》记载：“古吴越及东南百越之国皆星纪分也”“东莞邑属禹贡扬州之南境”，表明古吴越与百越地域相邻，今东莞市属于禹贡九州中扬州的南部。
明代崇祯年间《东莞县志》“建制沿革篇” 称：“东莞为禹贡扬州之境，大越之南裔，周显王三十五年，楚败越，其君长散处江南海上，谓之百越，其后秦定扬越以其地为南海郡”；“政治篇” 亦载：“帝舜巡狩至卫之南，夏禹王导黑水入于南海…… 显王三十五年，楚子熊商伐扬粤，大败之，越人散处江南海上；秦始皇二十五年，王遣王剪平百粤，郡县其地南海”。福建、广东、广西沿海世代居住于渔舟中的疍民族群，正是 “越人散处海上” 的历史印证，而江浙沿海并无这一现象。
《禹贡》相传为大禹治水定九州而作，全书仅分九州，推测其地域范围不大。东莞属于禹贡扬州之境，可推断九州核心区域为岭南。《周礼・职方氏》对九州位置有详细描述：“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吕氏春秋・有始》则称：“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闲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清代康熙年间《新安县志》载：“邑地…… 在春秋为百越，在禹贡为扬州之末地…… 黄钟吴越分野，牵牛流为扬州分为越国，隋元志皆云吴越”。新安为东莞故城（今深圳市南头），县志明确此地为吴、越分界，亦属于禹贡扬州南部。

（二）诸侯国版图面积判断

学界传统观点认为春秋诸侯各国版图位于黄河、长江流域，且版图面积较大，如齐、楚、吴、越、晋 “五霸” 的版图均超过现代一个行省，楚国版图甚至跨越两个以上行省，西周亦拥有相当于一个行省的土地面积，这与史料记载存在显著矛盾。
《史记・周本纪第四》记载 “烽火戏诸侯” 的故事：“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 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由于烽火的可视传播距离有限（海平面视觉距离约 10 公里），可推断西周晚期国土面积狭小，至多方圆十余公里。
《越绝书》对吴国的描述如下：

“娄门外马亭溪上复城者，故越王余复君所治也，去县八十里”；
“娄门外鸿城者，故越王城也，去县百五十里”；
“马安溪上干城者，越干王之城也，去县七十里”；
“巫门外冤山大冢，故越王王史冢也，去县二十里”；
“蒸山南面夏驾大冢者，越王不审名冢，去县三十五里”；
“防坞者，越所以遏吴军也。去县四十里”；
“三年，吴王复还封句践于越，东西百里”。

从上述记载可见，越王旧城距吴县仅百五十里，越国王侯治所距吴县仅数十里，勾践的封地东西长百里，说明诸侯国版图面积大致相当于现代的县、市级行政单位。
从战争规模亦可佐证春秋各国版图狭小：历次诸侯混战兵力极少，即使灭国之战，总兵力也在数千至十万以下。例如，吴伐越时，勾践率五千残兵退守会稽山，吴王虽能包围却无力进攻，双方兵力总和或不足两万；后来吴王北上攻齐晋，军力损耗，勾践率三千兵士即生擒吴王。早期农耕时代，战事往往动员全国青壮年，兵员数量直接反映地区人口规模。而战国时期战役规模远超春秋，如秦惠文君十三年丹阳之战 “斩首八万”，秦武王四年宜阳之战 “斩首六万”，秦昭襄王十四年伊阙之战 “斩首二十四万”，秦昭王四十七年长平之战 “坑虏四十万”，战争规模的差异进一步凸显春秋诸侯国版图的狭小。
综合以上分析，岭南的地理特征与春秋诸侯国区位高度吻合，且各诸侯国面积普遍较小，大的诸侯国相当于现代数个县，小的甚至不足一个县。这一结论从根本上质疑了学界对夏至春秋各国地理位置的传统标定。

《禹贡》九州大致分布推断

扬州：东莞
荆州：中山
豫州：番禺
青州：紫金县
兖州：惠州
雍州：肇庆
幽州：河源
冀州：增城
并州：清远

二、盐的依据

淡水、食物与盐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质，早期人类得以繁衍生息并扩大种群这三样物质不可或缺，在尚无物物交易时代，能就近获得此三样物质的地区才有可能创造人类社会文明，人若不吃盐，几天后便会全身乏力，缺少盐供应的族群是不可能得到扩展的。所以，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玛雅均在低纬度的沿海地区，仰韶文化遗址、红山文化遗址、古蜀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附近都存在着矿盐、湖盐、卤盐与海盐，沿海是获得食盐最便捷的地区，炎帝时(约公元前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风沙氏煮海为盐，说明华夏族早期的盐供应来源于海洋。岭南产海盐，水资源充沛，气候温暖，很适合人类早期繁衍。因此，岭南地区具备早期人类文明发展的条件与优势。近代人类学研究发现在大致6000年前，人类族群有一次很大的跃进；6000年前发生的地理事件是海平面进入稳定期，稳定的海平面造就了珠三角、韩三角等几个土地广袤富饶、产海盐的大河出海口地区，三角洲地区的成形可以认为与6000年前人类跃进有直接的联系。

三、遗址分析

（一）珠三角贝丘遗址

岭南地区陆续发现大量从石器时代至商时期的贝丘、沙丘遗址，证实 5000~6000 年前岭南已有人类族群活动，代表性遗址包括：高明古椰贝丘遗址、东莞蚝岗贝丘遗址、东莞圆洲贝丘遗址、东莞村头贝丘遗址、增城金兰寺遗址、博罗葫芦岭贝丘遗址、三水银洲贝丘遗址、广州葵涌贝丘遗址、深圳咸头岭遗址、新会象边上遗址、顺德麻祖岗贝丘遗址、佛山河宕贝丘遗址、肇庆茅岗贝丘遗址、遂溪鲤鱼墩遗址、广西花山遗址等。
岭南贝丘遗址呈现年代早、面积大的显著特点：

年代早：
- 东莞蚝岗遗址被誉为 “珠三角第一村”，距今约 5000 年，出土以彩陶为特色的陶器，印证岭南文明在 5000 年前已萌芽。
- 肇庆高要茅岗遗址碳十四测定炭化木头年代为距今 4070~4290 年；东莞村头村遗址贝壳标本测年为距今 3200~4100 年；南海灶岗遗址贝壳标本测年达距今 5404 年；佛山河宕遗址贝壳标本测年为距今 4905~5085 年，人骨标本测年为距今 3600~3800 年。
- 各遗址文化遗物特征与距今 3000~3500 年的中原商时期相似，但碳十四测年结果较中原早数百年。
面积大：
- 东莞村头村遗址面积约 1 万平方米，佛山河宕遗址面积 1 万平方米，肇庆高要茅岗遗址近 5 万平方米，三水银洲贝丘遗址 2.5 万平方米，粤东潮安梅林湖遗址达 8 万平方米。

（二）珠三角山区商至战国时期遗址

2000 年以来，珠三角各地陆续发现大型先秦墓葬群，为研究岭南先秦历史提供关键实物依据，包括：博罗横岭山大型先秦墓地、增城浮扶岭大型先秦古墓群、深圳南头屋背岭先秦古墓群、广州萝岗先秦古墓群，东莞谢岗镇大龙村亦发现大型先秦墓葬群（尚未大规模发掘）。惠州已发现 16 处春秋战国时期遗存，并出土全国最大先秦陶器加工场，证实珠江水系东江流域在商、周时期已存在灿烂文明。

深圳屋背岭商时期墓葬群：
2001 年度 “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之一，是岭南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不晚于商时期的墓葬群，已发掘 94 座墓葬。文物分期显示：第一期约夏商之际，第二期与江西吴城遗址对比，断代为早晚商之际，第三期为晚商。遗址尚未完全揭露，推测存在更高等级墓葬。有观点认为，岭南先秦考古单纯以文化样式断代可能存在偏差，需结合碳 14 等科学测年方法。
增城浮扶岭遗址：
揭露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清理墓葬 525 座，出土文物 2000 余件（套），延续时间近 4000 年，西周至春秋为高峰期。墓葬以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中期为主，出土硬陶夔纹瓮、罐及原始瓷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以 “米” 字纹、方格纹陶罐（瓮）为特征；新石器时代晚期或夏商之际墓葬数量较少。该遗址 90% 的墓葬集中于西周至春秋阶段，分布范围广。
博罗横岭山大型先秦墓葬群：
2000 年 “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之一，发掘面积 8000 平方米，出土 300 多座古墓，少量属商时期，多数为两周时期。首次在广东两周墓葬中发现铜甬钟，出土大量方格纹、夔纹印纹硬陶碎片及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玉石器、铁器，其中青铜编钟和鼎象征王权。遗址周边尚有数百座古墓未发掘，存在更高规模与等级的墓葬。
其他重要遗址：
- 博罗梅花墩遗址：面积约 1 万平方米，1992 年发掘发现龙窑及大量文物。
- 博罗银岗遗址：面积 10 余万平方米，分两期，第一期不晚于西周、春秋，出土陶折沿罐、青铜镞等；第二期不晚于战国，出土陶罐、铁器锸、青铜器斧等。
- 龙川古墓群：2003 年发现，面积广大，年代不晚于春秋。
- 东莞谢岗先秦墓葬群：2005 年发现，面积超 4 万平方米，有待发掘。
- 和平县遗址：发现 4 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 6 处青铜时代遗址。
- 广州萝岗来峰岗先秦遗址：正在发掘中。
- 东莞清溪银瓶嘴山区石垒墙遗址：面积超百平方公里，沿山腰至山顶修建，无农林用途，推测为军事防御工事，与 “越王勾践保栖会稽” 的历史记载吻合。

（三）分析

岭南韩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先秦遗址及出土文物具备年代早、规模大、数量多、规格高、时期排列有序的特征，表明该地区存在长期稳定的社会体系。商、周至春秋晚期墓葬数量多于战国时期（如屋背岭、浮扶岭、横岭山墓葬群），与文献记载 “周显王 35 年楚国大败越人，越人散处海上” 的历史事件相互印证，显示岭南在战国时期走向衰落。
与四川三星堆古蜀国墓葬相比，岭南先秦墓葬出土器物与中原商周器物同源，而黄河流域夏时期陶器样式及人骨特征呈现明显中亚特征（如甘肃马家窑遗址出土的尖底壶，与中亚、西亚土耳其、伊拉克等地器物相似），反映黄河流域早期人类可能为西来人种，后被其他文明取代。

岭南多处还出土了代表军权的牙璋，反映当时岭南礼制与中原地区的一致性。

这些特点显示了战国前，岭南有着丰富灿烂的、与中原类似而且密集度、规模规格不小于中原并早于中原的社会文明；这样可以得出一个初步推论：华夏族起源于岭南客家族群、广府族群与潮汕族群，并向内陆传播。商代晚期，以妇好为代表的部分族群越过大山向北方开拓并将商时期的文化带到了岭南以北地区，历史上曾记载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带领上万士兵向北方开拓，武丁也长年未与妇好会面，可以看出妇好北征止步之处与商王城有相当的距离，远离岭南的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疑似妇好墓，可以与之相印证。中原地区发现商时期遗址便认定华夏起源于中原地区是研究华夏上古历史最大的误区。周时期，以秦国为主要代表的南方的各军事集团逐渐大举侵伐与吞并长江、黄河流域原族群。

四、文化依据

岭南地区是古文化遗存最丰厚的地区，潮汕地区的民间崇拜、宗祠、宗教活动最为浓烈，每年都有大量的拜祭活动与民俗活动，显示这一地区具有很深的华夏文化底蕴传承而绝非蛮夷之地。

广东的客家人自称为“河洛郎”；东莞市望牛墩镇被誉为“乞巧文化之乡”，牛郎织女神话故事之处；民间传说罗浮山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处，并在东江河边立有金鳌像；罗浮山各项位置特征与名著《西游记》之花果山极大吻合；神话小说《镜花缘》取材与河源市万绿湖，这都可以看出岭南与古文化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古汉语为粤语是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客家话、广府话、潮汕话均被誉为“古汉语的活化石”，历代文献并没有体现中原地区所有人都南下迁移，只是部分人“衣冠南渡”，因此在中原地区应该有客家话、与潮汕话遗存。客家、潮汕南迁说存在许多疑点与认识误区，也缺乏足够的史料及具体数据加以印证。广府民系的历史中则更没体现其南迁记录，广府话为古汉语很值得反思。

广东的客家人自称为“河洛郎”；东莞市望牛墩镇被誉为“乞巧文化之乡”，牛郎织女神话故事之处；民间传说罗浮山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处，罗浮山各项位置特征与名著《西游记》之花果山极大吻合；并在东江河边立有金鳌像；《镜花缘》取材与河源市万绿湖，这都可以看出岭南与上古文化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非荒蛮之地。

五、地理分析

古代各州郡、河流、山岳之名称在历史长河中多次变幻其名，给后人的文史研究造成了混淆，各种以州郡、河流、山岳名称为主要依据的考证，质信度不高；州郡名称可改，然山川、河岳未变其位，以名山大河具体位置、特征为考证依据是研究上古历史的新方法。

西、东周王朝及各诸侯国所在地域内，古籍文献中记载的名山有会稽山、泰山，河流有浙江、泾、渭、汉水、洛水、汶水、北江等许许多多条江河；对会稽山、泰山及各主要河流位置进行考证则能较准确地对先秦各国进行重新定位，先秦时期的墓葬、建筑遗迹也是定位的重要依据，可是目前发掘的先秦墓葬、古城遗迹，尚无一处可以明确其墓主人与城市主人身份，由此，由名山、河、海入手进行挖掘考证的办法置信度很高。

（一）东海、西海

古籍文献中多次出现东海、西海，以东、西海作为基本地理标示定位是解读上古文献的关键，如果将古籍之东海定位于现在华东对开大片海域，则西海不存在；学界定义青海湖为西洋大海（西海）是很荒谬的，青海湖是湖不是海，青海的史前考古挖掘也体现了中亚特征而非华夏特征。上古文献中东海、西海分别指的是广东省海域与广西省海域是解读上古文献的一大突破点，是解开上古历史的钥匙。《南海志》、《岛夷志略》、《东西洋考》、《星槎胜览》、《殊域周谘录》等明确将广东沿海记为东洋大海，广西沿海记为西洋大海，并简称东海、西海,古代羊城八景之一为“东海鱼珠”，东海指的是珠江口。

（二）河、洛水

上古文献中出现了大量对河流的描述，一贯以来的观点是认为河指的是黄河，洛水指的是流经洛阳的洛河，此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山海经》言“河出昆仑”，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昆仑山在冰天雪地的青海，汉东方朔《十洲记》：“昆仑，号曰昆崚，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指的是西海的西北偏西方向与北海的西北偏北方向，西海是红河三角洲及其外海域，北海是钦州、北海市附近出海口及以外海域，越南北部的黄连山脉与广西的十万大山构成的山系在地理位置上描述吻合，在黄连山脉上，有海拔高度3143米的中南第一高峰番西邦峰，广西、越南北部的溪流东行汇集为珠江水系的西江，“河出昆仑”指的是珠江水系的西江，而与之对应的洛水（雒水）则为东江。

（三）会稽山、泰山

会稽山是我国五大“镇山”之一，位列古代九大名山之首，会稽山与泰山是上古文献中于各史迹联系最密切之山，大禹治水成功后，封泰山，禅会稽，并最终安葬于会稽山区内，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会稽山在浙江绍兴，泰山在山东泰安，史载会稽山与泰山都在东海，可以看出，此说法是以目前华东沿海的东海作为参照点而得出，笔者认为上古文献中的东海应为广东海域，由此，此二山应在广东珠江口沿岸，珠江口沿岸高山不多，近千米的高山仅有东莞银瓶嘴、惠州白云嶂、罗浮山、深圳梧桐山、香港大帽山，此二山则必为上述数山之内，不难判断出会稽山为东莞银瓶嘴，泰山为罗浮山。

《越绝书》称会稽山为“釜山”。《舆地志》：会稽山，一名衡山。有石状如覆釜，亦名覆釜山。覆釜，即为倒过来的圆底过，这是会稽山的一个特征，东莞的银瓶嘴山，海拔高度898米，为东莞第一高峰，山顶有巨石，巨石似倒过来的锅。

会稽山的第二个特征是越王勾践曾在山内被吴国围困一段时间，东莞市清溪镇银瓶嘴山区存在大型石垒墙遗址，石垒墙遍及该山区各山，面积达百余平方公里，而且均修建于山腰至山顶，这样的石垒墙没有农林用途，只能是军事用途，石头便是武器，用于打击围攻山林的敌人，如此大规模的石垒墙阵，必须是有一定规模大小的王朝才能组织修建，越王勾践的“保栖会稽”，与之吻合。

《史记、封禅书》引管仲说，“禹封泰山，禅会稽”，可见会稽山应在泰山附近。东汉高诱曰：“会稽山名浮石，随水高下，言不没，皆在辽西界。一说会稽山在泰山下，‘封于泰山，禅于回稽’是也，会稽或作沧海”；此句看出泰山在会稽山以北，由此，上古之泰山为惠州之道教名山罗浮山。

六、春秋各诸侯国位置标定

史界得出的春秋各诸侯国位置图中各国之间的相对位置是正确与经得起推敲的，但不在黄河与长江流域而在珠江水系；各国以山、河为界。

（一）越国

袁康《越绝书》有记：“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於越，以守禹冢。”，越国一直以大禹守墓者身份而立国，也就是说，越国在大禹墓葬之地会稽山，以会稽山为中心而成国，其后。吴王阖闾与越国发生战斗，越王勾践败兵后带五千兵士退守会稽山；会稽山为东莞银瓶嘴山，于是，越国的版图便也就是目前的东莞银瓶嘴山区，东莞的清溪镇、塘厦镇、凤岗镇与深圳宝安区、龙岗区是越国的版图，越王城、大禹陵墓在银瓶嘴山以南的清溪镇。历史上著名的勾践、西施为东莞人。

（二）吴国

吴国在越国的西北，在深圳南头原新安县与越国分界，由此，吴国应为广东东莞中西部地区。

吴越交战时，吴王阖闾脚受伤而亡，其子夫差为其造阖闾墓，历时三年竣工，《越绝书》云：“阖庐冢，在阊门外，名虎丘。下池广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铜椁三重。澒池六尺。玉凫之流，扁诸之剑三千，方圆之口三千。时耗、鱼肠之剑在焉。十万人筑治之。取土临湖口。葬三日而白虎居上，故号为虎丘。”；如吴王阖闾等墓葬最终能在东莞市内被发现，则此文所有观点可得到全面证实，东莞的虎英公园是一大可疑点。

唐代王建的乐府诗句里描述西施所居住的馆娃宫种植有荔枝与木瓜，附近还有西江，东莞与这点吻合。文献并记载吴王为西施进香山采香修建有香径，这与东莞市大岭山出产莞香可以呼应；传说香山内有藏军洞，吴国用于藏士兵对抗他国，这一点与东莞大岭山内有一大型洞窟的记载也可以呼应。

（三）鲁国

鲁国在泰山以东南，是个小国，于是鲁国则为现在的东莞博罗一带，孔子、孟子、曾子、墨子故里在此地，鲁国为礼制始祖，博罗出土春秋时期文物多、规格高能与之吻合，同时近期发现博罗一代尚存数个孔子后代村也是依据之一。

（四）齐国

齐国是诸侯中较大的国，其与鲁国以泰山为界，山南为鲁，山北为齐国,同时文献体现齐国为海边的国家，“东至海，西至河”，由此齐国的版图大致为现在的河源至潮汕地区一带。即韩江流域，齐国的开国者为姜太公。

（五）楚国

楚国在吴国的西面，《禹贡》为荆州，为九州之正南，由此，春秋时期的楚国在目前的广州市至中山市。崇祯版《东莞县志》记载楚成王的楚庭在番禺，即楚国王城在番禺。佛山市有老子后代村可以为依据之一。由此并推断广府话为古楚语遗存。

（六）秦国

秦国在春秋早期是一个小国，后来逐渐扩大，秦国与楚国接壤，《禹贡》为雍州，因此，春秋时期的秦国位于珠三角西北部分的肇庆一带。

（七）晋国

晋国在北，大致为现在的广州萝岗、增城一带。

（八）燕国

燕国在东北方向，于是其地域为目前的饶平县一带。

（九）西周都城

西周都城叫镐京，按《吕氏春秋》为豫州，豫州在河南，即河之南，广州珠江南岸即佛山市至海珠区一带。

（十）东周都城

西周的周幽王在镐京被来自西部的犬戎部落所灭，随后周平王在秦国的保护下向东迁都至洛邑，春秋各诸侯之间的战争中，从没有将战火烧至洛邑，由此可判断洛邑在各诸侯国版图之外，由其东迁推测洛邑为现在的惠州，惠州出土大量高等级文物也是佐证。于是，传世国宝九鼎在惠州境内，西湖（泗水湖）的可能性非常的大（“沦于泗水彭城”）。

七、综述

华夏夏商周历史在岭南,珠江水系的西江、东江分别为上古的河、洛，商时期以妇好为主要代表的先民翻过五岭进入中原地区，与中原地区先民融合并将其文化与技术带到了中原及东部沿海地区，春秋中后期，春秋五霸互相厮杀之时，位处北方的秦国、晋国、燕国、齐国较少地卷入战斗而积极向北方开拓，逐一在辽阔的长江、黄河流域获得大片土地，并进一步将岭南语言与文化带至中原，客家迁移史大致可推定如下：岭南生根à商时期妇好等北拓à春秋时期秦、燕、晋、齐等国北拓à唐以后部分遇战火返回岭南，这样的解释，看起来更为合理，更能解释岭南客家人与中原客家之间的联系所在，也能很好地解释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同源且岭南早于中原的问题；公元前403年，晋国分裂后，战国的历史开始了，多次北上征伐拓土后定都陕西咸阳的秦国最终获得了胜利。